| Cherie's profile朝花 夕 拾遗PhotosBlogLists | Hel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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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mber 19 或许这该是我的存在晚上翻书时无意间看到fg的一段话,是这样的:封建专制和教会统治已经崩溃,任何“超凡意志”和“神定秩序”都不再可能对社会发生的这一巨变做出解释,人们只能诉诸于人类自身的理性。 于是,我开始了长达一个小时漫无边际的思维漫游。只是漫游,没有论点,没有立场,价值观中立。建立,自我否定,再建立,再否定......陷入周而复始的范式中,不过倒也自得其乐。
神的意志,超自然,理性,非理性,超自然......不过都是人类妄图解释世界的不断尝试,源于人类的想象罢了。神是如此,理性何尝不是?于是人类又发明了非理性来推翻理性。伏尔泰与圣奥古斯丁本也是同质的。人总有讲非理性的东西趋于理性化的趋势,于是这也成了一种本能,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人头脑中固有的思维结构(他对理性的定义,与我们此处讨论的是大概念与小概念的问题,包括非理性的成分在内)其实这种种尝试,包括各个领域的尝试只不过都源于人类对外界,对自身的恐惧罢了。
哲学总是恐怖的,因为它总能推翻一切。他已经推翻历史,推翻科学,不知道下一个是什么。但只要是来自人脑,来自人类逻辑的学说,他亦能通过逻辑颠覆他。于是,总是怀疑,这是不是一个信仰却是的过程。思考,就是排除真理的过程,于是看别人的学说,我从不相信什么,只是乐于观察它的逻辑,看他如何这样或那样解释同一件事,如何圆自己思维的过程罢了。
这里有牵扯到另一个问题。如果说伏尔泰与圣奥古斯丁本也是同质的,不同的只是他们所处的时代,那么存不存在超越时代的学说呢?我想今天这已经被我否定了。 也许明天我会中心建立这样的想法,因为知道如此发展,信仰却是的可怕 于是,又疑惑了。大家们做学问时,面对这些自我颠覆是如何逾越他,而去坚定自己的信仰?我绝对相信大多数学者都已经意识到他们毕身追求的学科本是虚无而被否定的,当年他们依旧必须去追求这套思维游戏中的真理......
还好,社会学知识尝试去解释生活中的问题罢了 March 30 有色大熔炉在说起美国对外政策时,也许是从小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有很多人总喜欢把最终原因归结于经济。然而,我却更愿意将其原因归于种族,归于文化。即便我不能断言,种族是否只是文化中的一部分罢了。
近年来,随着美国霸权主义搏击的范围日趋增大,尤其是在小布什上台后,美国电影界(尤其是小制作及独立制作影界),反映国内种族问题的影片日趋增多。这是不是也从一个侧面提醒我们尝试着从种族的角度来解读美国的对外政策呢?此外,战争的代价总是人们无法用金钱估量的,因此以经济为终极利益而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的说法变更显得无力苍白了。
种族问题的存在是必然的,也是持久性的。从此来解读美国的一些外交政策,便会发现:美国积极地在世界各地推行其文化意识形态,推行自由民主,只是想让不同肤色的人都成为美国文化的产物。 毕竟,美国是在文化冲击,是在种族歧视中成长起来的,美国文化中,也蕴含着此种不可调和的矛盾。而美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其他民族文化之上,经过自身重组加工后成长起来的。因此美国人是惧怕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的,也惧怕自己的文化被磨灭。最他们而言,也许最好的自我保护的方法,就是让自己的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主导。 因此,在冷战中,美国广播援助,建立“民主”政府,颠覆与自己不同的意识形态;冷战后,美国发动两次伊拉克战争,轰炸南斯拉夫。美国大打文化牌,试图将自己的政治理念,自己的国家管理方式,强加于别的民族之上,而不过问别的民族是否需要这种“施舍”。美国正在通过这种从文化上发起的侵略来试图成为世界霸主(当今,已不存在用武力手段政府世界的可能性),只上保证了自己的文化不会被别国所侵袭。
因此,在翻阅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时便越发的坚定了。 然而,在我们评论别国别民族的外交政策时,可曾想过,究竟是谁赋予了我们这样的权利?终究,我们只不过是在用自己的文化体系,自己的思维模式看待别人的生活,并且得出自己的主观结论。但套用一下康德的结论,我们所看到的,所想到的,又有什么是客观的呢?
ps:课堂论文删节,鉴于最近实在太浅薄,发点东西上来哈~ March 14 “道”的自觉“道在有情无情间”,今天教授留下的思考。
其实哲学本无具体真理,那么关于共由之路又何来真理呢?自然又是无法用有情无情来衡量的。也许我们能做的,不过就是借此将自己的认知不断地向横向与纵向推广罢了。于是我选择,以前在辩论对常用的昏招——偷换概念,仅为对自明之问的小小亵渎。但即使解释通畅了,人觉得“道”这个恢宏的概念,先是被我无限缩小,然后又被无限扭曲......
另一个问题:“‘道’是一还是多”。
一与多总在冥冥影响着我们的世界观,让我们不仅对世界的本源,更是对芸芸众生都有了截然不同的两极看法,只是我们自己并未发现罢了。
在探讨“道”的合理性的问题,总是会不自觉地询问“道”源自何方。也许自汉代开始,便由“天”统领了这个困惑。而此时的天便也被赋予了双重魅力:囊括种种要素的自然及本身就神秘无比的人格。那么从人格重返“道”的合理性时,这种连续性又是多么让人惊叹。
连续的载体是什么呢?气吗?
February 16 哪堪山河岁月胡兰成说,张爱玲在送给他的照片背面写道:“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讶异着是什么样的才子才能令如此孤傲的才女低下高贵的头颅,直到遇见《山河岁月》。
噢,他果然与众不同...... 尽管不曾阅读《今生今世》,因为清楚那不是我所热恋的文字,但《山河岁月》依旧可以带给我所期冀地感动。 胡兰成非儒非道亦非佛,但笔法流丽,顿悟成趣,百味回甘,往往看似随手拈来,却辄出奇见。于此进行的东西方文化的纵横比照,从两河流域到希腊罗马,从三皇五帝到辛亥五四,从精神到食色,从住房到穿衣,传神地勾勒出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发展的发肤体貌。 胡兰成说,“此著是我的思想与文章之始,其中的发想已树立了我一生学问的体系。” February 03 跟上,意识流发现woolf的书对我而言简直是一种惊喜,因为衬托着的是我一直以来寻找《达萝薇夫人》未遂的悲哀。喜欢看着她转着笔遣词造句的描摹男性世界与女性,喜欢学读她常是超越性别界限却又不得不局限其中的文字。一个私人的房间,一小笔钱,一点私人时间,这是她为那个时代的女人们喊出的最基本的条件。艾略特满足了它,于是她成了小说家;然而她终究也不可能逃避舆论而拥有托尔斯泰或是拜伦的阅历,于是她只能写小说,并且只能写这样的小事。
是不是女性作家永远也无法超越性别的约束去探究更大更广阔更深邃的人类与命运呢?至少在woolf的时代,恐怕不行,即便连woolf自己,也只是咀嚼着性别的伦理与社会影响。
然而同女性作家比起来,女性电影人的处境似乎更加不为我们所关注了。施隆多夫的前妻马格利特·冯·特洛塔,同样也是德国新电影运动的代表,一个著名的女权分子。然而女权的独立性却终究也无法使其回避性别这个根本的问题,于是她只能竭力于其作品中表现女性的伟大,而终究没有跳出这个怪圈。
那么,在这种意义上,索非亚·科波拉似乎是有所超越的,至少她已将其镜头对准了男性的内心世界,至少Bill Murray在《迷失东京》里的表演是突破性的。然而,我却越发的好奇,索非亚·科波拉何时才能走出其父亲笼罩着的光环,即便她是如此的才华横溢。
这些女影人多少都与比她们更为鲜丽的男人有亲。除此之外,我不得不发现,我最欣赏的刻画女性的绝世高手阿尔默多瓦同样也不属于这个性别阵营,尽管他homosexual。
anyway,我都会期许着,终有一天,某位旷世的女导演敢于超越由性别导致的观察角度的局限,敢于尝试宗教中的十诫,抑或是对人类命运的忧叹。 January 06 阅后杂记恼人的msn……于是决定,清理列表。
端着欣喜,终于,我完成了那本厚厚的哲学。康德的哲学让我这番的感动(一个很另类的形容词),既然侵袭我们的诸多思潮都愿与其认识论,那么,我直接举白旗投降了,甘当他的信徒。如果理性真是我们思维的固有结构,很多的问题被解释起来便也轻而易举了。
于是,我乐于进入形而上学的迷宫。正如我了解自己身上理想主义的所谓气节,所以唾弃媚俗,唾弃尘世的经世致用,我喜欢把思维构建在形而上的某种气体里,如同空中楼阁一般。 越发觉得马克思的伟大,因为它没有费尔巴哈的贪心,将唯心与唯物融合在了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是综合的大家,康德的,黑格尔的,甚至是希腊人的……这也使得他的学说鲜有漏洞。 同样,康德在这一点上也不贪心。他承认存在,只是存在之于我们,已经经过我们固有思维结构(理性)的处理,因而,我们看不见事物的本质。这似乎更迎合了吾之属的本我意识,于是,它之于我更有魅力。 然而令我始料未及的,在决定静下心来好好复习会考之际,我居然迷恋起柏杨“老怪”纂的史。小时候,望着父亲的书柜,不经意的发现了一本没包书面的小册子(他是一个酷爱书的人,基本上每一本书都会包书面),上赫然书道:《丑陋的中国人》,于是我早早的记住了柏杨这个名字。
看完酱缸的言论,不读这老怪的东西已经很久了。然而与他的《中国人史纲》的偶遇却让我发现了些许的不同,即便他的文字还是一如既往的刻薄。对照《史记》,老怪的言论,尤其是其对颛顼(玄),喾,伊祁放勋(尧)的评述以及有虞重华(舜)禅让的史由苛刻至极,完全与《史记》的讴歌不符。然而,这也似乎更燃起了我对他的兴趣。 柏杨与李敖倒是有几番相似,喜欢大放厥词,出言不逊,“鼓吹”言论自由,在台湾大唱文化;有同样对女人,尤其是美女持特殊论调,柏杨的《皇后之死》与李敖之妻的得逸闻便是最好的佐证。 October 03 科学与技术是两个概念吗?(论文啊,论文) ——审视科学与技术的同源同终
什么是科学?什么是技术?什么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技术究竟是不是以科学为基础?或者说,科学仅仅只是技术的派生物?这些是每个要认识当今社会与时代的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但一当追根溯源,便会发现以前的科学与现在的科学,以前的技术与当今的技术,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这些是绝非内容或形式的变化,而是“科技(scientechinology或者techscience)”这一词的作为整体概念的一次次发展与质变。 科学与技术一直共同存在于一个特定的范围之内,但绝非简单的“科学提供知识,技术提供应用这些知识的手段与方法”可以概括其全部,而万金油般的“辩证统一”,“相互联系”也固然显得不够饱满。培根曾指出:“说科学的发现者们对机械技术及其发明者作出巨大的贡献,这对他们是过分的夸奖”。可见,技术并非仅仅是对科学所提供的知识的应用,而科学也并非如我们惯性所知的技术的基础。 科学与技术间的联系如此复杂,好像人体内的各个器官,相互联系,彼此影响的程度无法言喻,但他们同样作为人体这一整体存在,并且相互依存,有机结合的共同完成去生命功能。类比一番,我们可不可以也这样认为,在某一特定的范围内,是为同一概念中的两个有机组成成分。或者说,科学与技术本身就应该是甚至一直一个完整的概念。 从科技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原始技术与自然观时期 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是“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考古学家在距今100万到1000万年之间的底层中发现过一批粗制石器,使用硬石敲砸而成,据研究认为,这便是那时的生产工具。虽然简陋,有明显的人工打制的痕迹,标志着人类已能够自行制造生产工具,与动物有了根本的区别。原始技术首先表现在石器制作技术的不断改进。随后人类打制石器的技术逐渐改进,石器,弓箭,车船制造,农业生产,制陶,纺织,建筑,家畜驯养八种原始技术中,前四种的进步是生产方式的改变造成的,后四种则与生活方式的改变有关。 而早期的自然观,必然涉及原始巫术,宗教和科学三方面的问题。巫术,宗教和科学是人类认识发展不同阶段的产物,科学不够发展,产生了巫术和宗教。即便科学发展到今天,仍然有巫术和宗教。科学发展的各个阶段是一系列抽象程度不同的定义和定理。最低级阶段的科学是观察得到的若干概念,不是巫术和宗教。因此,原始社会中科学的概念,只是今天意义上的早期自然观,还没有被系统化,定义化。 原始人类的自然观(前科学),一方面在生产和生活活动中,在已有技术的基础上认识了一些自然规律,比如发展原始农业的同时,知道了四季寒暑变化的规律及其对植物生长过程的影响,进而再发展原始农业;在工具的使用过程中知道什么样的工具最省力,效率高,好使用,由此改进石器的制作技术等等。 不难发现,在原始社会中,原始技术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而原始自然观(原始科学),则相当于其中的推进器。但是,如果缺少了这种推进器,那么技术将不复前进。然而,如果要溯源这些技术最初来自何方,我们却无法否定自然观在最初始的时刻所扮演的决定性的构建作用。 古代科技时期
古希腊是古代的科学鼎盛时期。有一种说法认为,古希腊是哲学的盛宴,可科学的概念是从哲学中延伸出来,最后走向应用。然而这些人可曾注意,哲学的前身其实就是科学,是自然观。作为西方第一位哲学家爱奥尼亚的泰勒斯就是因提出“半圆所对的圆周角是直角”而出名。犹如其他著名的哲学家毕达哥拉斯,阿那克萨格拉。芝诺,德谟克里特,赫拉克里特等,甚至是头号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其学说也无不围绕认识自然展开。如希波克拉底,阿基米德,欧几里得者更是不在话下。所以在更大程度上,他们都是自然科学家,或者自然哲学家。 雅典的科技高峰恰恰在于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其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主要有:对自然本源的认识,对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等的研究。其中以生物学研究最为突出。到了希腊化时代,科技由思辨转向实用性了经验性,思辨理论已经成熟,再入实践,如同是返朴归真,再现了爱奥尼亚学派的科学精神。 希腊科学的基础是长达数千年的奴隶制社会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是大量奴隶提供的剩余劳动。这一时期科技文化的总体特征是:它没有从实际应用中分离出来,科技成就主要是从与应用有关的部门获得的。比如与土地丈量有关的数学,与其物质早有短的金属冶炼,与祭祀有关的天文学医学,以及与最基本的生产部门相关的农业科学等。 再观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科技,按李约瑟的说法,中国为何只有技术没有科学。然而西方人所不能理解的是中国人对默会知识的崇尚。张衡根据自己对天体运行规律的认识和实际观察,认真研究了这三种学说,认为浑天说比较符合观测的实际。他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浑天理论,大胆地对天象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张衡在西汉耿寿昌发明的浑天仪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浑天说,创制了一个比以前都精确、全面的多的“浑天仪”。也许出去对默会的信仰,他并没给我们留下过多的学术论著,但是中国独特的默会科技在此可体现一二。中国是从认识,发明,与技术逐步走向融合的默会科技的过程。 近代科技时期(经典时期)
自欧洲文艺复兴开始,世界文明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如果说在次之前的人类文明史,由于科学技术因素的缺乏或薄弱导致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文化进化相当缓慢,那么自近代科技诞生以来,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近代科技一经兴起,人们就从大宇宙(天文学)和小宇宙(人体生理学)两个领域发起了震撼人类思想史的第一次科学革命。随之又爆发了以近代技术体系形成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西方工业文明时代从此拉开的序幕。进入19世纪,又发生了以经典电磁理论,化学原子论和生物进化论为标志的第二次科学革命和由电力与内燃机的应用所引发的第二次技术革命。 有人认为科学对技术是没有影响的,显然是不成立的。他们认为,西方的科学进展和经济进展在时间上是分开的(伽里略与工业革命的开始相隔150年到200年),西方经济中应用的技术大多发端于并非科学家的人,而且这些人往往几乎没有受过科学训练。而这些说法并不能否定科学于技术推动作用。当一种学术成型直至其经过多次检验演化为公理常识,本来就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那个时代的人可能等不到这一定理或学术被应用,但在后人中有一些人,专门就以应用这些前人留下的宝贵财富为职业,发展技术。这种时间上的不可调和,也仅仅是受那个时代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 现代科技时期
当我们对牛顿,居里夫人,爱因斯坦,伦琴等景点时期科学家的名字如雷贯耳之际,恐怕很少有人能说出阿布里科索夫,金茨堡,莱格特是谁。这三位就是2003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为什么这些离我们更近的名字却被我们所遗忘,或者说是纯粹的忽略? 同样以科学为名,人类可能走在一条大陆的新开辟的延伸段上,一条完全非独立的可辨认道路,一条与工商业文明之路,主权国家利益和国民经济体系之路,全人类把握未来之路交织在一起,吸引人们目光的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新材料,太空飞行,巡航导弹等等庞大的,非个人所能为的,不再以纯理性为进步首要目标的现代科技活动,这些活动的结果迅速渗透到整个社会活动中去的速度以及他所显示的物质上的繁荣,正比在进行这些活动的人们耀眼的多。 当代的学术研究和技术操作均以综合实力强劲的企业,公司为实体展开,跨国公司在其中显得尤为枪眼。他们拥有庞大的研究群体,最先进的技术设备,熟练的高级工人,以完成一条龙式的生产活动。这些人以千军万马的形式存在,以至于人们已经不习惯按个体主体的形式辨认他们。 不可否认,即便把科技这个词拆开来,认知作为科学的主要功能之一,不少外国学者认为现在的科学实际上已经技术化了,这是否意味着纯粹的认知被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弱化了,代之而起的是应用于操作? 也就是说,当代科学的技术化,使得科学和技术已经不可能在作为两个独立的主题而存在。而这条道路也必将越来越清晰。 那么我们是否还有必要预视一番后现代以及未来环境中的科技,抑或还是科学技术? ps:从早上起来开始,这篇论文足足写了一天。虽说只要1500字,但我却磨了3000多,却觉得依旧说不清楚。并且也不敢翻阅更多的资料,越查越没底,好像别人一个论据就可以把你给驳翻了...
感叹一下做学问不是易事,不查不知道,一查才发现,脑子里全是诡诞。
但是,我仍然冥冥中有一种感觉,觉得东方文明即是西方文明的源头,而西方文明最终也将回归东方。比如文学,比如美术,一个从意到实再到意的过程。我们现在已经走在回归的路上,那么,如果真的归至起点,是否也意味什么的毁灭?
胡说一气... October 02 大众传媒之于书香社会“大众传媒能否造就书香社会”曾是我高二辩论生涯中的第一道难题。最终,我所在的正方以微弱的优势战胜了否定大众传媒能够造就书香社会的可能性的反方。然而,辩论无非只是一场逻辑游戏,定乾坤的有的时候不过是对辩题的重新定义。
在经历了同今夏排山倒海的酷暑同样浪潮汹涌的“易中天热”之后,再回首琢磨这个经典辩题“大众传媒能否造就书香社会”,却多了几番新的意义。 民间写史读史的现象由来已久,而大众传媒介入文化的普及也并非近两年才产生的新现象。从吴思的《潜规则》,《血筹定律》到网友“当年明月”的热帖《明朝的那些事》;从红学家刘心武到立委作家李敖;从知道分子王鲁湘到第一电视文人余秋雨……直至央视推出“《百家讲坛》易中天品三国”节目的大热,在互联网上引发了更激烈的论战。
一个社会现象的产生必定伴随着其深刻的背景根源及必然性,“传媒制造学者明星现象”也不例外。按照吴思的观点,历次思潮(当代掀起的几次文化思潮,包括最初的诗歌热,文学热,报告文学热,争论热,再到最近的历史热)与社会开放程度是相互印证的。社会的开放程度低,大众的兴趣就停留在花鸟鱼虫这些与现实无关的事务上。开放程度提高点,小说文学热起来。再高点,描述昨天的历史就出现了。当社会完全开放,就不会有这么多历史书和历史电视剧,转而大家所关注的就是今天的现实了。 而在英国,学者借助电视传媒“大肆布道”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最当红的肥皂剧女星。二战前后欧美一流知识分子、艺术家、学者,都曾经高度重视媒体。譬如大诗人庞德、大哲学家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大学者约翰·伯格、大哲学家及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等等,均深度涉入公众媒体,不仅利用,那还是他们在事业盛期或晚年的重要工作。萨特失明衰老后,放弃写作,全力主持电视节目,向全国和全欧洲人民说话,一说就说了10年。约翰·伯格在BBC主持多年系列节目,几乎影响到70年代后的欧美文化形态。 大众传媒在学术普及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不可小视。虽说易中天品三国的观历史模式并非首创,但它确实是一条大众化的文化路线,使得市民大众在嚼“超女”,“好男儿”这些恶俗纯娱乐之余,多了些相对而言更沉重,更深刻的话题。如果“三国”,“红楼”成了市民茶余饭后闲谈的话题,那么无疑社会大众文化水准将经历一个质的飞跃。
而作为凤凰卫视的几大品牌,王鲁湘的《文化大观园》,余秋雨的《秋雨时分》,马鼎盛的《往事如烟》无疑为大众提供了一个走进文化的契机。任何一档节目,都有其一定年龄的观众群。而作为大众传媒中最有力的电视传媒,在当代都市人结束一天忙碌之际,用一种有效且生动的方式解决了其无暇顾及书本的尴尬。闲暇时刻,还能听余秋雨娓娓道来中华文明长寿的原因,同王鲁湘走遍敦煌感受壁画气质,感席慕容深深的草原乡情,看郭开如何引西藏之水救中国,岂不两全其美?总好过整晚沉溺于肥皂剧的泡沫中不可自拔…… 然而,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却在《关于电视》一书中称,“新闻场”以强大的符号暴力,引导公众的判断,并干扰其他专业场(如科学场、艺术场等等)的规则和判断,接近媒体的人往往从中获益。大众传媒所能涉及的仅仅是文化的普及而非学术的深造。在面对庞大的收视群时,主体立场的丧失是知识分子进入电视的一个必然代价。
当王鲁湘谈及其因生计而进入电视圈的经历时,他无奈的称自己为文化人,而非知识分子:“你说我完全放弃了知识分子的担当和责任,我觉得是小看了我;你若说我坚守纯粹知识分子的操守,那又高估了我。” 然而知识分子独立性即主体性的丧失并非源于大众传媒,却在大众传媒的作用下越发的显得昭著。至少知识分子不该挨饿,文化人必须保持其尊严,如果这个时代要在出几个凡高或是曹雪芹,那么,这应该是他们自己的命运而非社会常态。 虽然有人提出,转型中的社会与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拒绝媒体?大家何不去塑造媒体,必定被媒体所塑造?但依照中国目前情形,任何一个媒体的话语空间都是有限的,电视的话语空间更狭窄一些,而这极容易造成专业化思考的缺失。所以,知识分子中必须分出两类。一类走向大众传媒,但其普及学识普及文化的责任,另一类应当远离一切传播媒介,向西方的很多学者那样,关掉电视或者干脆不买电视,一心一意的做学问,并且起到引领大众传媒的学术取向的作用。 而在西方,博大精深如萨特,约翰·伯格,亚塞·格林者却为何总是出没于电视荧屏?不得不承认,社会大众的文化基础扮演了决定性的作用。亚塞·格林的《观看之道》在中国是极小众的美学与文化研究丛书,可当时就是英国大众定期观看的电视节目。这就是他们的文化水准,至于以赛亚·伯林那些主题庞大,艰深难懂的长篇文论,探讨冷战、历史、文学、政治学——这样大尺寸的哲学家,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堆里半个也找不出——许多都是公众场合的讲演,还有不少是广播电台的长期现场播音。他是牛津的资深教授,是雅人中的雅人,可是扯着喉咙没完没了在电台里讲。这虽然也许可以用较早进入现代化这样的传统论调来解释,却依旧无法使我们不汗颜。
大众传媒里的学者明星,与书香社会中的文化观众起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只有欧美那样的观众水准,西方知识分子那样的社会关怀,才能造就院墙深处的“经院”哲学家,大量论文都是通过媒体播出,然后编选成集的奇观。相反,如果约翰·伯格,亚塞·格林把演讲开到了央视,那么收视率必将成为头号难题。就像杨澜无奈转让阳光卫视股权般同样无奈的现实。 也许如上所述的知识分子的分类是必要的。必须有一部分先进的思想人,文化人,深入市民生活(即便是自降格调也好),普及学术,普及文化。大众传媒无疑是最有效的普及工具。同时,另一些能保持绝对清心寡欲的知识分子,将踏上开垦荒地之路,继续探索学术的高峰,以至于不会出现无文化可普及的民族悲哀。
ps:郑重声明,此非“易中天现象审视”,而是自主专题“大众传媒之于书香社会”,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辩论题。同时,本人对易中天并未任何敬许之情。 选择这个专题,多少也寄托着我的个人理想。虽然大众传媒无法造就精英文化,但他却足以撼动一个国家的根基文化。在怀抱着这样远大社会理想的文化人中,大浪淘沙般,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刘长乐无疑就是那个为理想坚持,并且获得可敬胜利的可爱的人。而杨澜,她的理想更纯粹,也不可避免地败了,虽然她一直都那么幸运。值得庆幸的事,阳光至少还在。 按照吴思的提法,由对历史的关注到对现实的关注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那么我们又只能坦白的承认我们又慢了,或者说,社会慢了。我们还在思易中天,而赵少康,陈文茜已经开讲。 王曾经不止一次的警告我这条路有多么艰辛,我也深切地明白,它离我的理想是多么遥远,但我却抱着类知识分子无用的固执的坚持,死死不肯放手。也许最后,我还是妥协了,但至少不应该是现在...... September 08 词话·图腾·人间私人的?感怀的?随性的?
红酒与女人?女人与话词,也不过如此耳尔。
不否认,怀着这种小女子特有的风月心情,即使是阅读王国维的文言,也不觉得晦涩了。
却是一种“厮守”,如原始氏族将崇敬化为图腾一般的标榜,无讳言......
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绝律,绝律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循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无以易也。
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周介存置诸、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金荃》《浣花》能有此气象耶?
词忌用替代字。美成(周邦彦)《解语花》之“桂华流瓦”,境界极妙。昔以“桂华”二字代月耳。梦窗一下,则用代字更多。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则语不妙也。盖意足则不暇代,语妙则不必代。世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 恨水长东。——《乌夜啼》
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
August 13 自从有了哲学家...——药尔格·齐特劳《Die Philosophische Rolltreppe》
其实,4000年前的生活并不赖。人们可以惬意的活着,不受干扰的干自己每天的事,比如找吃的,找伴侣和找一个避身之地。其他的一切都是那么简单。没有人去操心艺术或者新的窗帘,更不要说道德和法律了。谁强大,谁就有理。弱者虽然是倒霉的,但却人人都能弄清楚和看明白。如果弱者能够得到强者的恩惠,那他也能够活得很好。
那几乎是一种天堂般的生活,虽然偶尔也有某些艰辛和困难,但却没有被什么人的流言蜚语杀死的风险。可是到了后来,这种惬意一下子终结了,坐在篝火旁高歌,跳舞,美食和打嗝的浪漫时光变成了历史。因为突然来了一群唯恐天下不乱的人,他们不甘心日常生活的平淡无味,不甘心生命仅为生活而存在,生命必须被解释得清清楚。
泰勒斯——妙语和直角
他不是一个伟大的世界诠释者,但却是把认识世界视为己任的第一人。他的母亲催促他结婚时,他总是说:“没有时间做这种事。”后来他已接近老年,他的母亲重提此事,他却回答说:“现在做这种事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这就是真正哲学家的样子。
毕达哥拉斯——和谐就是一切
每一个生灵后面必定有一个固定的数,和一切自然现象一样为一个更高级的逻辑所控制。上帝是伟大的工程师,自然界被数学的和谐法则所控制:“什么是聪慧?数字。什么最美?和谐。”没有毕达哥拉斯的公式,就没有数学。然而,他的凡物皆数的理论,却使我们今天无所适从。
释迦牟尼——千万不要太执著
人的生老病死均是因为有了求生欲望而产生,因此,要想从中得以解脱,只能通过无欲无求,最终在涅槃中升华。一切事和人并不是没有价值,而是有价值的,只不过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并无高低之分。
苏格拉底——雅典的讨人嫌
他正直善辩,也虚伪媚上。他是个讨人嫌的怪才,遭到当政者的痛恨,却受到知识青年的崇拜。他把自己定位为助产婆——喻指帮助别人产生思想的助产婆。他最大的敌人却是民主派,因为他认为民主派的言论实际上都是无用的,仔细观察不外乎都是偏见和模棱两可的东西。
德谟克利特——当原子还是个好东西的时候
每一种事物,也包括人和他的灵魂,都是原子结合的产物。但这又决定了他们的最后灭亡,因为这些原子不知什么时候又会分化。我们只是不知道,由谁来决定,这一切都在什么时候和如何发生。
柏拉图——洞穴隐藏着多少真理?
世界只不过是一个被阳光抛到洞穴墙壁上的影像,而我们这些洞穴的居民,却把它当作真实的世界,因为我们没有见到过其他的东西。现实的世界是一个影像世界,是真正理念世界的临摹,而理念是等级分明的,从最高层的善的理念,到最下层的欲望的理念。
斯多葛学派——罪恶的温床
用一个理性的神灵,把随意性的打破,变成一部有秩序的作品,因而每个想顺乎自然行动的人,首先必须有理智,有自控能力和不受外界干扰。他们把自己看成高等人:冰冷,无激情,对个性不予以关照。只要还没成功地消除这种斯多葛式的冷漠,我们就不得不再次面临尼禄,希特勒的出现。
耶稣——进来吧,上帝已经在此!
“回头吧,天堂就在眼前。”坚定地像上帝那样行动,原谅他人,就像上帝宽恕不公正那样,因为末日即将来临。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为了取得和巩固政权,一切皆合理
为了取得和巩固政权,允许采取一切手段,不论是否合乎道德标准:欺骗,计谋,叛变,伪誓,贿赂以及谋杀。糖块和鞭子,糖块是长的,鞭子是短的。这样就可以稳坐江山,尽管有时不一定会得到很多同情。但要在两者中做出选择,被人敬畏要比被人爱戴更为安全。
约翰·加尔文——吝啬,贪婪和痛风
人是由于犯下某种原罪而完全不自由的生灵。所幸的是,上帝还是从中挑选出了一些,把他们从腐朽中拯救出来,他们会感到一种无法抗拒的内在呼唤,表现形式就是上帝赋予的品格,如勤奋,节俭—以及经济上取得的成绩。于是,吝啬的贪婪鬼,完全是在上帝的赐福下工作的。
笛卡尔——我的床就是我的城堡
我疑故我思,我思故我在。
托马斯·霍布斯——邪恶无时无处不在
邪恶无所不在。不受拘束的邪恶,即无政府状态;受制约的邪恶,即国家(利维坦)。人类出于对死亡的恐惧才组成社会,如果没有社会,人类就会处于毫无规则与秩序的“自然状态”之中。
伊曼努尔·康德——理性还是其他?
人的自身就为认识过程带来了很多东西,如空间和时间观念以及理性的各种基本概念,而所有这一切都与感性经验无关,也就是说,他们是理性的。
让·雅克·卢梭——纯天然
人在自然的原始状态中,才是伊甸园的生灵:简单的道德标准,兽性的,单纯的爱情关系,独立,未受败坏的理性。可惜这个伊甸园已被文化,科学和国家所掩盖和排斥,成为了历史的过去。,理性在这里对认识没有任何帮助。
德·萨德侯爵——牢房里的暴虐色情狂
我们所有的行为既非善也非恶,人们要加以分别是因为不得不顾及法规的条文和统治权势的态度。
乔治·威廉·黑格尔——辩证法是时尚
“有关命题+反命题=合题的基本原则”个体的人格—从一步辩证阶段走向下一步,从一个合题走向下一个—让它一直向前发展下去,直到至善至美,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阿图尔·叔本华——爱情,快感和乏味
生活是永恒受难的,其责任就在于深藏在我们意识里起作用的意志。出路有两条:一个是美学的,否定意志,去观察假象背后的东西;另一条是伦理的,要求放弃和同情。
弗里德里希·尼采——上帝已死
文明世界的一切成果,如道德,基督教,有文化的人和科学,都是没落的,虚弱的,疲惫的和注定要灭亡的生活的违反自然的幻影。他们已经失败,首先就是基督教,因为上帝已死。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口腔的,平庸的
人类心理的三层膜:中性本能(动力和欲望),自我(中性本能的奴隶),带有伦理概念的超我(要求自我抑制不符合伦理的欲望)。
鲁道夫·施泰纳——高贵的精英和好色的黑人
世界分为三个主要成分:即太空躯体(图像力量躯体),星际躯体(感觉躯体),以及自我。所有这些成分都是存在的,但必须进行正确的开发——人智学派称此为人的三次诞生。
爱德华·墨菲——总会失败下去
如果说有两条路可以走,而其中一条将导致灾难,那么总是会有人去走这条路的,墨菲定律不是一种规律,而是有关人性不完善的事实在某一点上的铭刻,是选择性记忆的产物。
ps:花了半天的时间啃完了这本书,絮絮叨叨又写了如此冗长的东西,又要被人骂了...只是我的一些总结摘要和个人的一些看法而已。
累啊...虚脱了...
把以前的几张照片拿出来做了做,贴起来。看来我的photoshop技术还凑或呵呵~~大叔会很安慰啦...
饶有耐心的把以前的文章分类,天啊~怎么会这么麻烦,电脑又慢倒不行...终于做到改版前的最后一篇,放弃了。以前的那些东西成了孤魂野鬼。反正也都是写给自己看的,倒不碍事,而且也都基本上属于一类。 August 05 为中世纪正名(个人浅见,请勿砸鸡蛋...)曾经辉煌无比的西罗马帝国在留下伟大的行政管理经验和珍贵的法律精神之后,在暴君的蹂躏下,黯然告别了历史的舞台,只剩拜占庭在古希腊的土地上继续演绎着罗马帝国的骄傲。在此之前,波罗的海到黑海一带早已出现了被罗马人称为野蛮民族的日耳曼民族,这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派系众多的游牧民族。根据塔西陀的《编年史》,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日耳曼人的南迁是同时期的并且逐渐形成了日耳曼-罗马文化。因此我们把这段上接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下承新航路的开辟,文艺复兴,从公元500年到1500五百年左右一千年称为中世纪。
说到中世纪,最直接的印象莫过于黑暗,所谓的dark ages。固然,这是一段带有黑暗色彩的日子,但真的如此暗无天日吗?我认为倒未必。中世纪的本质,是北方的日耳曼人取代罗马帝国的地位,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同西欧的大部分人民融合起来,一边接受了被他们征服的罗马帝国的文化,一边皈依基督教,确定了基督教在欧洲文明中独一无二的地位,同时也接纳了希腊在哲学文艺等方面的遗产。中世纪的文明,也就是日耳曼的神圣罗马帝国的文明,这里是基督教的发力点,更是欧洲近代精神的源头。
首先,中世纪对世俗政治社会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他促进了欧洲民族国家意识的树立。罗马时期看似统一的欧洲在日耳曼人入侵后变得四分五裂,神圣罗马帝国只是名义上的空架子。查里曼大帝看似统一了欧洲,但他的子孙一分为三,这分别是后来法国,德国,意大利的雏形,由此也定下了民族国家发展的方向。当时人们就意识到,自己的民族的前途必须是一个有主权的,独立的民族国家,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民族的情绪,情感,一个民族要形成自己的国家的情节在欧洲无处不在。为什么巴尔干这么难太平?因为他们缺少一个名副其实的民族国家。
而与民族国家的产生结合在一起的是“市民社会”的萌芽,封建制的产生,为近代欧洲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温床。君主们把土地分给贵族,称其为封地fief,后来的封建主义feudalism便由此而来。封建制的特点是分散,是分封。字典上也提到“封建是君主把土地分给宗室与功臣,让他们在此建国,从周朝开始,与欧洲中世纪君主封建类似”。所以让我感到疑惑的是:秦朝被定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柳宗元的《封建论》里很清楚地写道: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因此,中国的封建时代主要应该是春秋战国时期,而从秦到清则属于中央集权制。在欧洲,每个封国都是极小的,也是极自由的,套用朱建国的话来说:“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自治”思想大抵追根溯源于此,“市民社会”的萌芽也由此产生。
与“市民社会”的形成相伴随的是工商业的发展与发达。真是由于中世纪欧洲内部工商业的发展,欧洲人开始不满足于把商品从地中海买到北海,他们要去更远的地方。到了近代欧洲的眼光,视野有了很大的转变,从向内转向向外。而航海与冒险既显示了欧洲人的霸道,又说明了地球是圆的,东边和西边是可以连成一片的。这实在是一种了不起的历史地理观,《欧洲思想史》把12世纪称为“历史的诞生”,就是一个历史观的诞生,走出局限,放眼全球。
中世纪对欧洲的第二大贡献则体现在基督教文明的确立上。基督教使人心的凝聚力,在西方历史上曾经是理性的代表,直到理性回归于人的文艺复兴。
基督教成为中世纪的支柱主要两大原因:基督教的政治化和理论化。政治化带来的恶果是毋庸置疑的,教会的机构,组织,人员设置完全照搬罗马模式,是一个政治性的镇压性质的组织,并且也造成了基督教的两次大分裂:东西教派分裂与新旧教派的分裂。然而政治化也有自己的积极意义,对教育事业的贡献。中国的教育源于孔子与私塾模式,而西方则源于修道院中的古籍经书的整理,然后慢慢加上了天文学与逻辑学,由此发展成后来的大学。基督教的理论化,尤其是各派别对“三位一体”的解释,是现代哲学(包括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出现的源头。基督教的哲学和神学原本是一体的,直到近代,哲学才从神学里面发展出来。
再次,中世纪的第三大贡献是“东西交流”。“光来自东方”欧洲文明形成的过程中,东方文明功不可没,尤其是阿拉伯人起着伟大的作用,他们把希腊的诸多著作搬到了西欧。此前,欧洲人所了解到的希腊在哲学,艺术方面的遗产是零碎的。至于臭名昭著的“十字军东征”,用历史的眼光看,它至少促进了东西交流,至少是一次宏大的东西方文明的融合。
虽然中世纪的欧洲总是扳着面孔,阴森恐怖,但毕竟是欧洲近代文明孕育的温床,为近代平等民主博爱思想的产生,为基督教普世价值的传播提供了无法否认优越条件,并且还是东西文化的交汇黄金期。它的积极意义同样应该令我们为之感动。
ps:不知道怎么会开了这么一个冷门的题目,要被一大堆人骂疯子了呵呵~~敝人才疏学浅,只是最近看了一些书,有些感触不吐不快。各位若有高见,尽管述来,小女洗耳恭听。其中我也对一些我认为有问题的提法提出了一些疑问。就像辩论的时候,总喜欢用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作类比,因为有些东西只有比较才能说明谁在什么方面更进步或者说更合理。然而,这一套在辩论里是极无用的,固然出众的政治家都是雄辩家,希特勒,墨索里尼都是极具蛊惑人心天赋的。但这与辩论还是两回事。玩政治需要建立一套独一无二无懈可击的理论体系,而辩论赛打的是逻辑战,理论的地位是极次的,小聪明占了更大的成分。(周琳不要打我啊~~)
貌似之前大段大段的影评已经很冷了,以至于刚看完《老男孩》也没有激情在留些什么感触,只说一句:最后看得我掉了两颗眼泪,不是感动的,是被吓的,只是因为那个割舌头镜头太血腥了,韩国那些自认艺术派的导演似乎都很喜欢用血腥来追求画面的快感,杀人个措手不及,与传统路线上的《春逝》,《八月照相馆》简直是两个极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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